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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问3  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完)  广州日报讯 (记者林亦旻 通讯员 莫伟锋) “我连自己钱包掉了都不知道,公交的师傅竟然根据我的地址亲自给我送了回来,一开始还以为是骗子,得知真相后还真的挺感动的。”前日晚上,广州三汽公司204线驾驶员温建民师傅驾车回到中山八路总站检查车厢时,拾获一个钱包并交由站长黄智强保管,一小时过去后仍未见失主前来认领,于是根据钱包内失主身份证的地址信息,当晚亲自将钱包送回失主郭女士家中。当失主郭小姐领回自己失而复得的钱包后,对黄站长和温司机这种既细心又热心的服务态度表示感动,连连称赞并致谢。  通过对该案的办理,黔张常铁路工地恢复了正常的施工秩序,当地群众也对工程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各项征地、补偿工作均在顺利进行中。,  数天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徐某向其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吴某说起了这件事,吴某说:“我认识司法厅的一个大领导,改天帮你问问,看能不能帮上忙。”过了几天,吴某称领导答应帮忙了,想先了解下情况,徐某于是安排王某和吴某两人见了面。席间,吴某对王某说:“你这个事需要花点钱打点一下这位大领导,不然事情不太好办。”王某连忙询问需要送什么礼,吴某告诉他,现在管得严,领导不方便收现金,可以准备点购物卡。  到达医院后,停稳车的万师傅连忙跑去通知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到达后,车右后门打开着,孕妇靠着左侧后门,整个人半躺在后排座椅上,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躺在座椅上啼哭,脐带还连着妈妈产道内的另一头……。  樊龙安排部分民警在桥上面对该女子进行劝导,其余民警在桥下接应。在该女子不听劝导、跳河的那一刻,樊龙与同事也随即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将该女子救出。后经了解,该女子系外地人,因感情问题想不开,她在当地又没有亲戚朋友,所以轻生。  在依兰渡口停靠的警车边,经常会有一些无牌车辆往来,与警车内人员谈话,显得颇为熟络。与警车内人员交流数分钟后离去。随后,过来的超载超限大货车,直接路过警车开往渡船处,而司机并未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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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化的家委会

  “无论是拼资源、拼人脉来服务学校,还是异化成‘校友会’,都是对家委会的错误理解和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20号新生的妈妈说,自己在知名外企做HRD(人力资源总监),与丈夫都是复旦附中的校友,当年一个是学习委员,一个是体育委员。最后,她含蓄地表达,很高兴为丈夫在家长群里找到了这么多同济校友。

  17号新生的爸爸说,自己曾在博士期间担任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席,目前和孩子妈妈都是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老师。

  14号新生的妈妈说,自己毕业于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现就职于私募基金公司。孩子爸爸博士毕业后在央行外管局工作。

  以上内容的截屏流传至全网络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人在下面附注这是上海浦外附小家委会竞选的相关截屏,恐怕多数人都不能相信,一个小学的家委会竞选,已经如此激烈。

  浦外附小,即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小学,截屏来自于该校今年新入学的2017级4班新生家长群。这是彼此还完全陌生的、有志于竞选家委会成员的家长们,正在群里进行自我介绍。群里一片叫好之声,其他家长纷纷跟帖“牛”“厉害”“这履历,杠杠的”。

  但在网络上,这几张截图却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差评。网友直言,小学班级家委会的竞选,变成了“拼爹”的赛道,“这是家长虚荣心作祟”。

  《人民日报》刊文说,现实中一些家委会竞选,异化为一些家长的“名利秀”“关系秀”,不仅有悖于组建家委会的初衷,也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家校合作关系,还可能对孩子们输出不良价值影响。

  孩子的教育,作为家长的痛点,又一次引爆网络。

资料图:甘肃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制作手工作品。 张渊 摄
资料图:甘肃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制作手工作品。 张渊 摄

  体制下的筛选

  家委会,在中国的校园里已经诞生了多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学校探索过家委会的成立和运行。

  厦门一所幼儿园在1986年成立了家委会,全园每个班根据条件选出3到5名家长组成班级家长小组,并由他们组成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通过民主选举,推选主任1名,副主任2名,常设委员5名,下设秘书组、宣教组、文体组、后勤组。家委会在园长指导下工作,规定每个月开一次全体委员会。

  90年代,较早试水民办教育的上海,也逐步探索家委会。那时,民办教育在上海已经起步,由于收费高于公办学校,需要给家长做好服务,双方需要进一步地沟通,家委会就逐渐壮大起来。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00年前后,她曾在上海某民办小学任校领导。当时,她所在的民办小学已有两级架构的家委会,分别是班级和校级。校级家委会和校领导们每个月会开一次碰头会,校方在会议上通报本月的工作情况和下月的工作安排,并通知家委会、家长参与一些重大的校方活动。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夏人青佐证了这一说法。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孩子大约在2001年前后入读上海市最著名的民办小学之一,她则在当年就加入了学校的家委会。

  入学的家长会上,班主任告诉大家,如果有精力、有兴趣,可以自行报名,参加家委会。在夏人青的印象中,当时校方表达了希望办成一所成功学校的意愿,而成功的学校需要家校愉快地合作,包括在学校有所求的时候,能得到家长的帮助。

  夏人青报名了。不久,她接到通知,自己被选为家委会的常设委员。

  根据拿到手的手册,她发现,学校的家委会分两种委员,一种是常设委员,一种是年度委员。常设委员13人,年度委员29人。常设委员分布在五个年级中,通常是从孩子入学起就进入家委会,五年后孩子毕业再退出家委会。年度委员则是每班一名,一年一选,委员有可能连任,也可能替换。

  夏人青记得,自己的孩子在2001年前后入读上海这所民办小学时,家委会的常设委员中,有一名家委会主任,一名副主任,两名秘书长。主任是企业界著名人士,副主任是上海某大学的教师,两名秘书长分别是上海某大学和某中学的教师。

  夏人青认为,自己成为家委会常设委员之一,恐怕与自己是教育界人士有关。13名常设委员中,至少有5名来自教育界。她认为,当时的筛选标准不以财富为参照,主要选了一些文教系统的人。

  几年之后,三级架构的家委会模式在上海各学校推广开来。目前,上海绝大多数的中小学幼儿园都建立了三级架构的家委会。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一所在该区数一数二的公立小学。新生入学前,班主任会去每个新生家进行家访,发放意向单。根据学校的要求,如果家长有时间、有精力、有意向成为家委会成员,可以在9月1日开学时,将意向勾选后交给班主任,报名班级的家委直选。

  在直选开始前,新生家长都会在微信群里发个人介绍。《中国新闻周刊》拿到了几名家长做的PPT、小视频、H5页面。

  一名全职妈妈描述自己的优势时说,自己时间上比较宽裕,可以随时为班级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对待孩子非常有耐心,尽量做到循循善诱,希望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孩子建立友好的亲子关系。

  另一名新生家长介绍说,自己是律所创始合伙人,丈夫是企业高管。她谈起个人优势时说,自己擅长创意,动手能力强,喜爱艺术,学国画、练过书法。

  据该小学一年级组长范清嫣介绍,她担任班主任的一年级5班,共有新生32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家长愿意加入家委会。

  开学半个月后,在市教委规定的一个月一次的家长开放日上,家委会进行竞选。全班家长每人可以投五票,由不参与竞选的家长唱票、记票,产生五名家委。这五人将内部讨论分工,一人成为校级家委,一人成为年级家委,另外三人则是班级家委。

  以1年级5班为例,那名全职妈妈成为了校级家委,律所创始合伙人成为年级家委。范清嫣介绍说,这两名妈妈时间上比较自由,且沟通顺畅。班级的三位家委则分别是中学老师、企业高管和国企人士。静安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张敏直白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炫富,我们不看的。学历高,对家委会也没什么用。要看你愿不愿意参与学校工作,愿不愿意投入进来。我们希望的是素质高的家长,而不是学历高的家长。”

  不过,通过一些细节,还是能看到校方的一些功利倾向。一名家长在上海育儿论坛上发帖说,在填写家委会竞选意向单时,发现校方要求家长写明自己的“资源”。本文开头提及的上外附属浦东外国语小学家委会竞选截屏,也是各个家长在展现自己的“资源”。

  上述教育界匿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世纪初,自己在上海某民办学校担任校领导,当时的两任家委会主任,分别是一名商界大佬和一名官员。

  她说,家委会的人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或是中学、大学里的中层、教授,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总之,这个人应该有话语权。“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家委会的。如果一个家长既没有智力也没有财力,进家委会也没什么用,入不了校长的眼,这是一种中国体制下的(筛选)。”

资料图:小学生走进苏州泰伯庙,感受当地历史文化。中新社发 王思哲 摄
资料图:小学生走进苏州泰伯庙,感受当地历史文化。中新社发 王思哲 摄

  出钱、出力、出资源

  在家委会履行自身职责时,资源的占比越来越重。

  2001年前后成为家委会13名常设委员之一后,夏人青发现,常设委员们有四项分工,分别是社会活动、家长论坛及信息、兴趣活动、财务。

  社会活动,是指带学生走出校门,做一些田野调查、社交活动。一般由学校提出要求,家委员利用自身的资源做补充。夏人青认为,这是家委会的基本功能,即利用自身的资源,拓展学生们的活动。负责社会活动的常设委员,包括企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

  家长论坛及信息,则是家长间的交流。家委会会组织一些实体论坛,由高年级家长给新生家长开讲座,讲讲学校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育儿经验。

  兴趣活动则主要是校内的活动。因学校双语教学,孩子们会过万圣节、圣诞节、复活节等,需要家委会、家长参与设计和布置。

  负责这两项工作的,以教育界人士为多。

  财务,就是费用问题。比如教师节、新年等日子,家委会会出面给老师准备礼物,组织活动。

  夏人青记得,当时的家委会内部,自愿、随机,合作愉快,涉及资金问题,通常是几个企业界人士直接解决。对方常说,大家有什么出什么,你们可以负责文案策划,我们来买单。

  家委会在每个学期开三次固定会。尤其是开学的时候,家委会要集体了解学校的本学期安排,以及什么样的活动、节日需要家委会和家长配合。其余时间的沟通,主要由正副主任和秘书长负责。

  后来,三级家委会的架构形成,不同层级的家委会分工更加明确。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家委会,按照校级、年级、班级作区分。全校30个班级,共有30位校级家委,30位年级家委,90位班级家委。校级家委负责传达学校的事情,年级家委负责年级的活动沟通,班级的三名家委分工更是明确。

  范清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班级家委分管学习、生活和组织策划。分管学习的家委,负责沟通学习困难的学生及家长,在学生请病假时,跟学生家长沟通当日的作业情况。

  分管生活的家委,需要在班级活动时拍照,提醒班里的每个孩子及家长轮流值日;分管组织策划的家长,则需要在班级活动时牵头搭线,联络社会资源。

  事实上,虽说家委会只有三人,但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长也会参与到自己社会资源的挖掘中。比如静安第一中心小学一年一度的小公民活动,2017年的主题是“世界小公民”,每个年级代表一到两个洲,每个班代表这个洲的一些国家,布置教室、走廊,设计相关主题的游园活动等。

  校方会提前告知家长以上的规划和主题,然后跟家委会沟通,什么工作校方可以落实,什么工作需要家长帮忙联系。比如,校方希望让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录制一段祝贺视频,工作就交给了家长们。

  家长们最终联系了八九个领事馆,校方选取了其中的五个,在活动当日,作为背景视频在校内循环播放。范清嫣当时担任年级组长的五年级,领到了澳洲和非洲的主题,一名家长把新西兰领事馆的一名负责人请到了学校。

  让校长张敏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负责意大利主题的班级。班内几名家长自发去品尝全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厅,最终请来了其中一家得到家长一致好评的餐厅主厨,在活动当日给学生们做意餐。

  通常,校方会给每个班级提供2000到3000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校方也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但其实,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远远不够。不少家长愿意独自承担这些费用,也有的班级家长选择了所有人平摊。

  活动前一天,家长们纷纷到教室帮忙布置。有一个孩子平时表现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家长们告诉张敏,他们有资源就出资源,有钱就出钱,实在都没有,就出劳动力。

  家与校的落差

  不是每个学校的家委会都有这样的存在感。在上述匿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教育界人士看来,“形同虚设”可以形容一批弱势的上海学校家委会的生存现状。

  2012年2月,教育部提出,应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此时,上海全市大部分中小学、幼儿园都已经成立了家委会,有的已有专门的选举章程、义务责任等。

  但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当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仍有六成家长不知学校是否有家委会,9%认为没有,只有32%认为有。

  对于家委会的职能,约有五成的家长表示不清楚,约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家委会的最主要职责是“征求家长的意见和要求并向学校反映”“帮助家长了解学校”“帮助学校联系和组织家长活动”。

  另有13%的家长认为家委会应该具有“请家长帮助解决办学中的具体困难”“让家长参与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等两项职能。

  而对于参与家委会履行职责,有28%的家长觉得缺乏相关知识,21%的家长表示没时间,19%的家长说不愿意,17%的家长认为学校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还有一些家长对参与管理没信心,或认为校长教师会不太接受。

  《人民日报》在报道此次上海家委会竞选截屏事件时,援引了相关专家的观点表示:“无论是拼资源、拼人脉来服务学校,还是异化成‘校友会’,都是对家委会的错误理解和实践。”

  家委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履行权利,这是许多家委至今无法回答的问题。

  夏人青说,家委会应承担配合和监督两项职能。配合很容易理解。监督则难以界定。她认为,监督是传达反映家长的诉求。比如说,某年级某班对某个老师有一些看法,家委会可以原汁原味地转达给校方。

  夏人青说,家委会不可对学校的业务活动指手画脚,否则就是错位。学校也会根据家委会的反映解释校方的意图,再由家委会传递给家长。

  前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教育界匿名人士说, “(家委会)不会介入学校的事情,只有反映情况的权利,便于学校的安排和把控。”

  张敏曾在2006年担任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她在组建三级家委会时,要求把那些对学校工作有负面情绪、有反面意见的家长招进校级家委会。她认为,孩子表现好的家长,肯定会配合学校的工作,而不同的声音则难能可贵,她希望这两种人能产生思想的碰撞。

  2013年底至2014年初,教育部课题组对北京、四川、黑龙江、宁夏、山东、浙江等六省区市开展了问卷调查,了解家委会建设现状。调查涉及130所学校及校长、3185个班主任教师、20393个学生家长。

  结果显示,校方和家长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相去甚远。65.1%的校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参与决策权”,91.2%的校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监督权”,91.2%校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评议权”,94.8%校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知情权”。

  相比之下,只有36.9%的家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参与决策权”,45.2%的家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监督权”,43.5%家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评议权”,47.7%家长认为家委会发挥了“知情权”。

  另外,有30%的家长表示“不清楚”这四项权利。

资料图: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在文庙举行秋季开笔典礼。图为朱砂开智。唐梦宪 摄
资料图: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在文庙举行秋季开笔典礼。图为朱砂开智。唐梦宪 摄

  权责界定不够清晰

  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首次对家委会进行定位,指出其除了沟通学校与家庭,“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服务。发挥家长自我教育的优势,交流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外,还应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计划和重要决策,特别是事关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监督。”

  业内人士认为,对家委会进行定位值得肯定,但这一定位仍不够清晰。比如什么属于“重要决策”,什么属于“事关学生和家长切实利益的事”,尚未有清晰的界定。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推动家校合作的国家。在他们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体制中,有一个“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相比中国的家委会,PTA显然更有实权。

  作为独立于学校和教育监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家长可以经由它参与学校管理、罢免校长,甚至可以决定关闭学校。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如果遭到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强烈反对,也不好强行通过,否则会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合力抵制,弄不好政府的教育官员要道歉、撤回计划,甚至被迫辞职。

  在日本,家长委员会会员超过1000万人。家委会推动了义务教育及教科书的无偿化,以及学校保健安全法、学校午餐法等教育立法的制定,家委会在教育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受美国的影响,中国台湾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筹备家长会。中国教育学会理事鹿永健曾著文谈台湾家委会的发展史,他谈到,《台北市中小学校家长会设置办法》第13条第6、7、9款规定,为全力推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规定家长会须指派一至三名委员列席各处室会议。

  1997年,因受到教育改革的压力,台湾地区第五次修正了《台湾各级学校学生家长会设置办法》,规定各级学校都应设立学生家长会。

  “家长会主要职能有研讨、协助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联系事项,协助学校开展教育计划事项,家长会组织会务事项。”

  鹿永健介绍说,新的设置办法要求家长会为一独立自主的运作团体,每个学校可自行选任干部,会议由家长会会长主持召开,校长不是理所当然的会员及委员;家长会经费独立,会费由全体家长分担,不再依赖少数家长大额捐款。

  鹿永健认为,台湾地区学生家长参与教育已不限于学校的教育层级,已经发展到县市教育乃至全台湾地区。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事务,也慢慢发展到教育政策层面,且作用日益显著。

  不过,他也提出,台湾地区家委会在履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干扰学校正常校务,甚至也有滥用特权,给学校带来困扰。

  相比起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大陆家委会的演进过程是缓慢的。那么,为何会出现本文开头浦外附小的新生家长们趋之若鹜的这一幕?

  在知乎上,一名自称毕业于浦外附小的网友,回答了“如何看待上海某小学学生家长在微信群竞选家委会时比拼履历”的问题。他说,只要能保送上浦外初中,基本一半的学生可以保送高中。就算成绩不怎么样,也可以考上大学。

  而他认为,家委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保送。在他五年级那一年,学校有五个成绩达标的学生,但只有四个保送名额,他是被刷掉的那一个。“我爸妈要是家委会的,估计就不是我了。”

  不过,截至发稿为止,该网友没有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浦外附小也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夏人青不太赞同家委会左右保送这一说法。她说,孩子成绩的排名很公开,无数家长都盯着升学路径,一个松散的组织想影响保送,几乎不可能做到。

  对大陆的家长来说,加入家委会,希望得到的往往是更细小的利益。一名家长曾在上海某著名育儿论坛上发问,女儿在一家徐汇区一级幼儿园,家长们大多事业成功、背景了得,现在要竞选家委会了,希望过来人能出出主意。一名家长在下面提醒道:“报吧,这个是态度问题。”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上海教育界上述匿名人士也赞同这一说法。她说,家长们加入家委会,往往希望通过多多参与学校的活动,为学校付出,使得老师能关注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好一点。

  这一诉求,不仅与美国日本的家委会无法相比,与教育界的期待也相去甚远。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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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隽2017-11-22 07:05:26

御座珠帘:  截至10月24日9时统计,台风“海马”共造成福建、广东2省10市47个县(市、区)181.2万人受灾,10.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6.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189.8千公顷,其中绝收11.8千公顷;500余间房屋倒塌,30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42.2亿元。

  今年,北京市一批疏堵工程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昨日,周正宇还提到,此前,按照正常程序,某个缓堵工程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完成一般需要850个工作日,但目前,为了提升缓解交通效率,前期工期被压缩至150个工作日,效率大大提升。  刘大伟落网后村民们拉起横幅,燃放鞭炮烟花庆祝,这样的举动里包含的是民心。只有严惩腐败,才是民心所向。烈山村被刘大伟把持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而应有的反思还需要继续。在这一案件中,突出地反映了一些农村三资管理混乱、村官权力失控、地方党委纪委失责的问题。省委巡视组巡视督办,使得刘大伟和多名“保护伞”最终得到制裁。然而,基层腐败问题显然不能只靠上级的巡视督办来解决。。  记者:你作为一个外来人,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观察?昨天,第三届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透露,北京目前的交通状况反映出道路堵、停车乱、地铁挤、公交慢、换乘不便等问题。为缓解交通拥堵,预计到202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将达630万辆。,  王旭光:假如我走了,打个比方说,换了个人送快递,负责这个区域,万一,比如说这个快递员,给这个人送快递,给那个人送快递,说那小子干半个月,连钱都不要就走了,有问题吧,或者有毛病吧,万一在他家人面前说,或者他们听见了,该怎么办。。

周汪杨2017-11-22 07:05:26

  实现对省区市、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金融单位巡视全覆盖,对中央部门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央巡视全覆盖任务完成近80%,  据媒体报道,去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贪腐犯罪中引入终身监禁。今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又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了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一旦作出,就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表示,老百姓关注的更多的是他生活中看到的这些干部的实际行为。如果基层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的话,实际上动摇了党执政的基础,而且会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这种信任。。

唐宇欣2017-11-22 07:05:26

  记者:王旭光进去的时候,你看见陌生人进去的时候,当时你什么反应,有警觉吗?,  7月18日,习近平到宁夏考察时,从固原市六盘山机场一下飞机,就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西吉县将台堡,瞻仰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参观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纪念馆。在那里,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新长征”。他说,“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学生应当有负担,但不能过度”。

刘亚原2017-11-22 07:05:26

  G20峰会所提的结构性改革与国内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一回事儿?李佐军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属于结构性改革的范畴,是从供给侧入手的结构性改革。需求侧也有结构性改革,比如针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的制度改革。,  问:《规划》提出了哪些主要任务?。  民生冷暖,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时刻牵挂于心。当前的就业形势怎么样?棚户区改造完成情况如何?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上学、就医、养老等问题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这些都是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的重点。9月中下旬,新华社记者跟随督查组分赴有关部门和省区市,追踪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

李雪芳2017-11-22 07:05:26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实名制会提高电信诈骗的门槛,但不能从根本上完全遏制电信诈骗。”李青介绍,比如从境外拨过来的电话、通过境外号码发送过来的短信,这都没有办法通过实名制来解决;即便是在境内,利用伪基站的电信诈骗也是实名制解决不了的。电信诈骗其实是网络诈骗的一种,不通过电话也能实施犯罪,比如用QQ或者微信联系,用网上支付工具转账就可以作案。所以,要解决电信诈骗,还需要配合对伪基站的治理、对海外诈骗电话的治理,再配合手机实名制,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2002.01--2002.09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妇联副主席。  “所以说,企业相亲跟我们个人相亲其实是一个道理,活动是11月9日到11日,但我们的撮合永远在路上。”王建解释道。。

许创建2017-11-22 07:05:26

  新华社成都10月23日电 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即“双安双创”)工作现场会21日至22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受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张高丽委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责任重于泰山。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强化监管责任,创新监管方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健康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答:《规划》提出了五方面的保障措施。。  就在10月20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00后”发展状况研究》,调查显示,超7成“00后”作业超标,他们的课外班时间是“90后”的2倍,过半“00后”睡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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